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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谱收藏面面观_[#第一枪]

发布时间:2021-06-07 15:20:00 阅读: 来源:无缝管厂家

瓷器是中国汉族劳动人民的重要发明之一,是古代汉族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的结晶。中国瓷器的发展,由宋代的大江南北成百上千窑口百花争艳的态势经由元代过度之后,到明代几乎变成了由景德镇各瓷窑一统天下的局面。景德镇瓷器产品占据了全国的主要市场,因此,真正代表明代瓷业时代特征的是景德镇瓷器。景德镇的瓷器以青花为主,其它各类产品如釉下彩、釉上彩、斗彩、单色釉等也都十分出色。

人们对一种事物的追求及喜好,往往伴随着时代精神的流传。这种时代精神,可能虔诚恭敬,可能温厚文明,也可能夹杂着许多迷茫的暴力。而古瓷藏家们所珍藏的明代“空白期”瓷器,则被看作是“朝野动荡”的珍贵证物。

所谓“空白期”瓷器,又被业界称之为“黑暗期”瓷器,即指明代正统(公元1436--1449年)、景泰(公元1450--1456年)、天顺(公元1457--1464年)这三朝所烧制的瓷器。这一时期的陶瓷,真实地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状况。

由于明代宣德朝之后的近30年间,发生了一系列政治变革,致使国势倾颓、内忧外患、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社会动荡不安。在这样的形势下,景德镇瓷业生产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制瓷水平与瓷器品质较前朝永乐、宣德有明显下滑。迄今为止,无论是考古发掘出土,还是公立博物馆馆藏,或是古玩艺术品市场中,能明确确定年代写有纪年款的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瓷器鲜有发现。这种具有特定历史时代意义的明代空白期瓷器,自然会引起学术界和收藏界的关注。曾经一度,不少业界人士认为“空白期”三朝烧制的瓷器多为民窑产品,并没有官窑器。持这种论点者,其依据主要是因为无论是在出土还是存世的“空白期”瓷器中,器型制作规整的并不多。而且这一时期的青花或釉里红绘瓷技艺亦不及永乐、宣德时期那么精细,胎质也不够细腻。

其实,这一时期景德镇御窑厂仍然在烧瓷,只是因为连年战乱、改朝换代等原因,在品质与数量上比永、宣时期大为减少。这在《明英宗实录》、《大明会典》、《明史》、《浮梁县志》、《江西大志·陶书》等文献中均有记载。故而认为,空白期并非无官窑瓷器,工艺精细者还是有的,只是绝大多数没有年款。曾于广东省博物馆觅得一件带有纪年款的明代空白期瓷器,该器为正统八年的青花笔架,高7.7厘米、宽12.3厘米。整体器形为凸起的五峰相连山丛式,中空,在一山峰的一边和笔架的后面各有一圆孔,可以装水作水盂用。从隔着的玻璃展柜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器物以青料绘三层峦叠起伏的山峰。在笔架主峰后面书有“正统捌年”款。笔架的施釉肥厚,白中泛黄。估计这件笔架由于当时的烧结度不够高,故而釉面开细碎纹片,纹饰和字呈黑褐色,个别处稍泛蓝色。即便官方没有给出明确的定论为官窑还是民窑,但以综合研究之论可定其为民窑制品。尽管此器造形和纹饰较粗糙,但有绝对年款,是正统年间有年款的标准器物,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我们平时在收藏、鉴定明代“空白期”瓷器时,应从前朝的承继和发展的相互关系与影响上去认识与研究。正是由于很少发现过正统、景泰、天顺这三个朝代的瓷器有明确纪年之物,故而学术界非常坚定地将这段时期的瓷器都定义为“空白期”。但从系统的古代陶瓷鉴藏、研究的角度来看,认为这不能够轻易地定义为瓷器的空白期,准确来说,应是官窑纪年款的空白期。

众所周知,这一时期国内的政治和经济都比较动荡,所以景德镇御窑厂处于一个相对低落的时期,因此我们平日在博物馆或者古玩行家手中所见的一些明代早期的名窑瓷器,但凡是没有款识,画工又相对比较草率,工艺也不太精细的作品,其烧制年代基本都往“空白期”靠近。至于这三朝的青花瓷的辨别,自然就不如永乐、宣德及成化那么好辨认,仍然处于探索阶段。由于正统朝瓷器接近宣德晚期,而天顺瓷器更与成化早期相近,而居于中间的景泰朝瓷器的风格特征应在二者之间。因此应该相互对比印证,与宣德、成化瓷各方面特征对比,而进行鉴赏、研究。

对正统、景泰、天顺年间青花瓷器的识别并非易事。因这段时期的瓷器我们在官方博物馆或艺术品拍卖市场见的不多,平时在民间文物流通市场或藏家手中接触的也较少。因此在研究这段时期的瓷器时,我们只能根据常见的一些纹饰和器型去对比、衡量,再进一步推敲。所以不能单看某一两个方面相同或相似就说是这一时期的,必须耐心、细致、全面地进行排比,不但要看器型、釉色、青花料、制作工艺、纹饰等,还应尽量的找出时代特点。

由于“空白期”瓷器的存世量少,故而其器型也不多,大多是沿用永、宣时期瓷器的特征,但也有一些新品种,如戟耳带座的器物,这是对元代瓷器的复古,但变化很大。釉与胎在制作工艺上相对比较粗糙,削足不规整,琢器一般底部无釉,碗、盘类底部跳刀痕比较明显。瓶、罐类器口沿多见削釉现象,足墙较宽而深,也是这一时期的普遍特征。这三朝立器的胎体比较厚重,瓶、尊、罐类的器口,正统瓷器与宣德相同,为直颈。而景泰、天顺的与后朝成化类似,多为上收下阔式。底足修得不太仔细,大多为敦厚的浅宽圈足或微微下凹的平砂底,有火石红斑痕和粘一些星星点点的窑渣在底部。

总的来说,空白期的瓷器胎体比较厚重,胎质细白滋润,釉色大多白中闪青,光亮透明,玻璃化程度较高,有的底足内施白釉,口沿施酱釉,青花发色有浓艳的,也有青中泛灰的,浓艳的是用宣德所存之苏麻离青钴料,也有锈斑。

这一时期的画法大多采用明早期一笔点画技法,笔法粗放,特别是中锋运笔,具有时代特征。画面简洁,布局疏朗,空间较大。自景泰朝开始,几何图案减少,而绘画成分逐渐增加,大部分为人物故事题材,另用缠枝花卉纹,绘画不算细致,但比较流畅。在图案纹饰上采用较多的为折枝花草纹和缠枝纹,动物纹中除龙、凤纹外,也常用麒麟和孔雀等瑞兽纹饰,星象图使用也相对比较普遍。

在史料记载中,正统三年曾禁止民窑烧造与官窑式样相似的青花瓷。正统六年命景德镇烧制金龙、金凤白瓷罐以及九龙九凤青花大缸,正统十二年又颁布了民窑不准私造黄、绿、紫、红、青、兰、白地青花瓷器的禁令。景泰五年、天顺三年又有减少瓷器的记载。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确定,这段时期无论官窑还是民窑,虽说有禁烧与减烧记录,但都仍在烧制。从景德镇御窑厂出土此期的实物及残片发现,也有一些独创性器物,但数量不多。其实也不难发现,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战乱频繁、宫廷争权、社会动荡、经济衰退;二是帝王兴趣与爱好转移。在景泰年间,特别风行铜胎珐琅器,这就是最早的“景泰蓝”。其工艺是以铜做胎,然后在花纹轮廓线上镶嵌铜丝或金银丝,再在其中涂上珐琅彩,最后入窑烧制而成。据传景泰皇帝特别钟爱这种景泰蓝器,下令将宫廷陈设均改用景泰蓝制品。其品种之多,不可胜数,凡瓷器所有的器型,均烧成景泰蓝器。

民间对于明代“空白期”瓷器青睐度,自然是人见人爱。但由于其存世量少,投资者便对其市场价值不以为然。根据雅昌网所收录明代“空白期”三朝的瓷器上拍情况来看,总量仅有数百件,且成交价格亦不高,大多集中在十数万至几十万元的价格区间内,成交逾百万元者寥寥。在香港佳士得、中国嘉德、北京保利、广州华艺(原广州嘉德)等知名拍卖行的古董拍卖预展现场参观时,所见“空白期”瓷器拍品上拍量亦是少之又少。

最近一次接触明代“空白期”瓷器是三个月前在广州华艺国际冬季拍卖预展上,所上手的是一件“明正统 青花携琴访友图梅瓶”(无款)。该拍品来源于著名收藏家徐展堂的徐氏艺术馆旧藏,当时估价为38—48万元,最终成交价为40.25万元。该器唇口、短颈呈梯形,丰肩下渐收,胫部修长,圈足。梅瓶颈部绘卷草纹,肩部装饰锦地开光花卉,足部则饰以蕉叶纹,腹部主体通绘携琴访友人物故事图,一高士手持拐杖,逆风而行,衣襟飘逸,神态悠然,一童子怀抱古琴紧随身后,背景装饰松石、小草、云气,其小草松枝画法简单明了,云气呈灵芝形,上有层层圈点密布,这些特征均为“空白期”时期瓷器所特有。当时将其上手鉴赏时,衡量其重量比例适度,且手感亦非常舒适,是一件比较明显的大开门的明代真品。加之梅瓶的胎体厚重,釉汁肥厚,青花发色浓淡相宜,画面布局疏朗,笔意雄健流畅,画法粗犷大气,更可被认为是一件景泰至天顺时期的典型器物。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家谱的收藏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呈现出起起伏伏、冷热不一的状态。破“四旧”时期,幸亏一些有识之士,如郑振铎等人,曾经抢救性地购买收藏了大量的废弃旧家谱,使家谱文化得以承传。目前,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山西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各大图书馆,就收藏了不少中国家谱。据了解,现在国内各大图书馆仍在千方百计购买部分缺藏的家谱,同时也在倡议各家族把新修的家谱赠送给公立图书馆收藏。

家谱,是家族私藏的“传家之宝”,一般不会轻易转让。近年来随着家谱收藏热日渐升温,家谱资源明显短缺,价格也随之攀升。

在20多年前,能够认识到家谱的意义和市场价值的人,寥寥无几。只要愿意出钱投资,购买一卷家谱,只需五十、一百元;花上千把元,整套家谱,就可括为囊中之物。

我认为,收藏名人家谱以及名人编修的家谱,市场增值空间较大。一般而言,应根据家谱的版本早晚、品相好坏、存量多寡、内容优次、名家题词有无等因素,来衡量判定其市场价值。最近几年,中国家谱热,风靡全球。国内外不少有识之士,先后发起创办了不少家谱公司、家谱网站与家谱社团,从事家谱文化研究与市场开发。其中中国家谱网(寻根网)、美国某公司创办的家谱网等,皆因各自为政,或水土不服,或管理不善,而自生自灭。如今缺乏一个与泱泱大国相匹配的、全国性的家谱学术平台与综合门户网站。

如今,随着寻根热的兴起,家谱收藏正逐渐升温。不少家谱学者和寻根者,开始收藏现代印刷版的家谱和数字光盘家谱,也同样具有收藏、研究与寻根问祖的指导价值。

我研究柳氏家谱与姓氏文化已20余年。在国家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查阅家谱,数以千计,给我研究家谱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我在国家图书馆发现了近代史学大家柳诒徵、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家族的《京江柳氏宗谱》(光绪十七年版本),从家谱上得知柳永墓、柳永后裔在江苏镇江的历史事实;还有乾隆年间编修的《虞邑西乡吕氏宗谱》(1册)和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编修的《虞邑西乡吕氏宗谱》(10卷),载有吕洞宾家族的完整谱系。我还发现了《余姚大施巷施氏宗谱》(施久义纂修,民国二十年(1931年)奉思堂木活字本),从家谱可知孔子嫡母施耀英,其侄子施之常为孔子弟子,孔子为其嫡舅,而且可知历史上确有西施其人,据该家谱记载,鲁国大夫施策(第十世)的孙子施景‘徙居诸暨苎罗,生女西施’。

我发现的还有失传的乾隆年间始修的毛泽东《韶山毛氏族谱》(卷三)以及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编修的《韶山毛氏鉴公房谱》;周作人珍藏的《越城周氏支谱》(清光绪三年,宁寿堂木活字本);清朝与民国版本的《展氏族谱》。诸如此类的发现,举不胜举。国家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等馆藏家谱,目前被研究、利用,估计百不一见。这需要爱好传统文化的家谱专家与爱好者继续努力,更需要有关大学院系与国家图书馆与科研机构,与各个姓氏宗亲会进行合作,将家谱收藏到研究利用方面转化,让家谱文化,为我国的社会和谐发展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竭尽绵薄之力。随着家谱数字化、网络化,家谱从古代秘而不宣,到如今开放性研究与利用,相信一定会掀起家谱编修、收藏与研究的热潮,造福人类,泽被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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