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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大盘点2004年中国地区经济十大看点【新资讯】

发布时间:2019-10-18 12:12:20 阅读: 来源:无缝管厂家

1、东北开始振兴之路

2004年是国家实施振兴东北战略的第一年,在振兴元年,东北三省经济开始提速,东北也有望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圈之后中国第四个经济增长极。

东北地区总人口1.06亿人,占全国的8.4%,土地面积79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8.3%。作为新中国工业的摇篮,东北一度成为中国经济的火车头,至今仍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原油加工量占全国的2/7、钢产量占全国1/8、造船产量占全国1/3、汽车产量占全国1/4,等等。东北三省主要经济总量指标目前约占全国的10%左右。此外,东北还是我国主要的农业基地。

但东北在改革开放中也经历着结构转型的阵痛,与其他地区相比差距不断扩大。为此,2003年10月,国家正式启动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明确提出用新思路、新体制、新机制、新方式,走出加快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新路子。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首先是从加强农业开始的,国家今年在黑龙江、吉林两省实行了全面免征农业税的政策。今年推出的政策措施还包括增值税转型、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等改革试点。而继2003年第一批100个东北地区工业结构调整改造国债项目批准立项以后,2004年又安排了第二批197个国债项目立项,这两批项目投入的重点是围绕建设基础原材料工业和装备制造工业基地。此外,国家还大力加强东北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中央从政策、资金和项目上予以支持,东北三省也加快推进体制和机制改革,促使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实现良好开局。而在今年下半年,东北三省协作互动机制也进入实质操作阶段,在省级决策层和政府相关部门中建立了磋商机制,并将逐步建立生产要素自如流动的统一市场。东北正一步步开始振兴之路。

2、“退耕还林”之变困扰地方经济

热行于2003年的“退耕还林”政策,2004年伊始就有风吹草动说可能大调整。“两会”以后,随着粮食问题被提上日程,“退耕还林”政策随即变化,将原有的“退耕还林”总任务中的5000万亩,缩减到1000万亩。消息一出,立即在北方各省引起轩然大波,不少地方财政薄弱、经济落后而生态保护先行的省份深陷两难困境。直至5、6月间该问题引发的链条式反应仍未平息。

“退耕还林”政策的出台历程可追溯到1998年,当年长江流域的特大洪水和中国粮食的极大丰产两件事,最终使国家启动了“退耕还林”工程,正像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刘爱民博士分析的那样,“此前决策的基础是认为粮食太多了,现在在粮食安全与耕地锐减的双重因素挤压下,退耕还林不可避免要受到冲击,因为它不仅减少耕地,还消耗粮食库存。”

但由于年内“退耕还林”政策变化后的总体规模和在各省间的分配比例并没有根据实际情况作更科学、细致的评定,而是采取“一刀切”的策略,这对于此前受该政策影响巨大的西北各省震动颇大,如甘肃省有320万亩农田遭遇退耕难题,农民们2003年已平整出来的退耕还林地大片地空着,即不能种树,也没法种粮;而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将今年的50万亩“退耕还林”指标抵减去年已超额完成部分之后,还有30万亩已完成的退耕还林地不知该如何处理,个别地区甚至有因大政策倾斜粮食生产而拔掉去年已种的树苗重新种植粮食的现象发生。

虽然面对新政策带来的困局,年内西部各省都表现出竭力消化的姿态,然而因为将“退耕还林”作为重头政策来抓的省份大部分都是西部贫困落后的省份,自身“造血”功能较差,地方财政力量又有限,即便在国家林业局做出积极姿态,承诺给一些地方“根据实际情况追加一定的指标”,但整体表现仍然是杯水车薪,没能从根本上扭转政策之变给西北省份带来的巨大损失。

3、泛珠三角经济合作启动

6月3日,泛珠三角区域的9省区政府行政首长和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在广州签署《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这标志着中国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区域经济合作正式启动。

基于与珠江流域相连、与大珠三角相邻、经贸关系密切等三方面因素,泛珠三角区域的范围包括: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九个省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简称“9+2”。内地九省的区域面积为全国的1/5,人口的1/3,经济总量的1/3。加上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泛珠三角区域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十分突出。

泛珠三角走向联手,是各方发展中的选择。2003年7月,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首次提出了“泛珠三角”区域协作的概念。这一合作构想在相关省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中得到积极响应。珠三角腹地狭小,与周边省份的广泛协作尚未形成。泛珠三角合作,将为港澳制造业转移提供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为港澳剩余资本提供便利的“出口”,降低港澳结构转型的成本,减缓港澳结构转型的压力。而从参与泛珠三角的其他八省来看,有对接粤、港、澳,实现地区跨越式发展的迫切需要。

泛珠三角地区把基础设施、产业与投资、商务与贸易、旅游、农业、劳务、科教文化、信息化建设、环境保护和卫生防疫等10个方面作为合作的主要领域。而7月14日在广州举行的首届泛珠三角区域经贸合作洽谈会上,国家相关部委、泛珠区域9个内地省区和香港、澳门特区的有关部门、企业分别签署了472个合作项目和经贸合作合同,总成交额高达2412亿元。

“泛珠三角”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在不同体制框架下的区域组合,已成为中国区域合作与发展中的一个新尝试,也将是中国东、中、西部经济互联互动、协调发展的新突破。

4、“民工荒”冲击东南沿海

盛行了20几年的“民工潮”,在2004年春天的东南沿海竟然开始衰落,进而演变为“民工荒”,对于沉浸在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来说,似乎有点不可思议。然而这确是事实,也因此“民工荒”成为2004年传媒热炒的焦点话题。对于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从年初到年尾,传媒不断地猜测着。

年初,特别是中央出台的一系列减免农民税费的政策,被各方视为是导致“民工荒”的直接原因,因为这大大激发了农民种田积极性,不少打工者因此回乡种地。与此同时,今年城市物价涨幅比前几年要快一些,全年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会在4%左右,同样民工在城里的成本自然也会升高,这被认为是促使“民工潮”向乡村回流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观点则认为,2004年最早出现在珠江三角洲的所谓“民工荒”,实质上是在农民收益有显著提高情况下,企业劳动关系紧张造成的对劳动力供给市场的扭曲。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制定的农民工工资标准偏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不到位,以及农民务农收益提高导致比较收益发生变化,是造成民工大量流失的主要原因。有数据显示,珠江三角洲地区12年来农民工月工资仅仅提高了68元。他们由此推断,制定农民工最低工资标准、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工作、确定合理的保障水平将是未来缓解“民工荒”的工作重点。

然而,年末有观察家指出,虽然本年度“民工荒”并非一个全局性的现象,但却释放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靠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即拥有众多的廉价劳动力,支撑着的过去连续25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在“民工荒”背景下还能不能持续下去?看来靠比较低廉的劳动力发展经济的时代已经渐行渐远,中国除了这一优势外,今后还应该挖掘其他更多的优势,如技术、知识产、服务业等。

5、开发区整顿高调迈进

对于开发区的整顿,可以说是贯穿2004年全年的一件大事。这起源于年初“两会”期间各方代表聚焦的“农民失地”问题。一个数据让“两会”代表们吓了一跳:据不完全统计,7年来中国在征用近亿亩耕地的过程中,直接造成4000多万徘徊在城市边缘的“失地大军”,他们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数据明确无误地展示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政策层开始以空前的力度关注“征地”问题,而开发区立刻成为众矢之的。

年初,大量数据显示了开发区存在的问题:各地方开发区的规划面积不仅超过了现有城镇建设用地总量,甚至超过台湾岛和海南省的面积。在当时国内在册的6015个开发区中,只有259个和1559个是由国务院、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分别批准的。于是相关部委立刻行动,至4月中下旬,国土资源部的文件中已经标明全国原有的那6015个开发区,已经撤销3763个;开发区的规划面积也由3.54万平方公里缩减到18.4万平方公里;开发区共退回土地1600多平方公里,复耕土地1100多平方公里。国土资源部连续下函整顿开发区,严格用地审批。

2004年11月,土地和开发区的整顿再次进入一个高潮,尤其强调征地补偿必须足额到位后方能动工。在年尾验收开发区清理工作时,从国土资源部展示的数字来看,原有的各类开发区已经核减了4813个,占原有总数的70.1%;规划面积压缩了2.49万平方公里,占原有面积的64.5%。

即便如此,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李元在年尾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依然表示,2005年,国土资源部将运用“铁腕”贯彻已经实施的政策,继续收紧“地根”。对顶风违法批地、占地的,坚决追究法律责任;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着力解决;对违法违规设立的、不具备条件的开发区一定要撤销,对未经“两个规划”审核的开发区,各级地方政府及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一律不得增加新的建设用地供应。

6、政策向好促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总额为18.5亿元的粮食直补资金6月30日在黑龙江省全部发放完毕,这笔资金也是今年中国发放数额最大的一笔粮食直补资金。在2004年,13个粮食主产省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了100亿元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

粮食直补只是中国2004年以来采取一系列增加农民收入、刺激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措施中的一项。除此之外,政府还拿出了逐步减轻农业税负、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制度、给予良种补贴、农机补贴、严格保护耕地等一系列办法。

农业问题一直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2004年年初中央下发了一号文件,主题就是“推动农民增收”。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在粮食主产区每年降低农业税1个百分点以上、五年内取消农业税的政策,并在吉林、黑龙江两省进行全部免征农业税的试点。为此,中央财政安排510亿元转移支付资金,用于补贴粮食主产区减免农业税后地方财政的负担。

据测算,全国免征农业税和降低税率可以减轻农民负担233亿元,再加上取消农业特产税68亿元,今年农村税费改革可以减轻农民负担301亿元。而因粮食价格上涨等因素农民还可增加收入600多亿元。

政策的连续出台也与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有关。从1999年开始,我国粮食产量基本上呈逐年下降趋势,到2003年播种面积不足15亿亩,产量只有8613亿斤,是1999年以来最低。人均粮食占有量降到了1982年以来的最低点。而2004年一系列政策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地方干部抓粮食的积极性,保证了粮食生产。据悉,2004年全国粮食总产增长250亿公斤基本已成定局,这是全国粮食总产量连续4年下滑以来首次大幅增加,增幅达到6%。增产增收成为今年农业工作中一道亮丽风景。

7、“三荒”困厄长三角

从去年始,伴随着珠江三角洲的经济滑坡和大批企业外移,长江三角洲的地位凸显,外加长三角各城市的合作态势良好,政策等软环境日趋完善,越来越多的企业、资金、人流向长三角汇聚,一时间,长三角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高地。然而,2004年的长三角却让各方突然紧张起来,随着贯穿全年的“电荒”、“水荒”的肆虐,2004年下半年,长三角又敲响了“地荒”警钟,“三荒”齐袭长三角,使长三角越努力前行就越感困厄。

虽然,年内长三角地区面对“三荒”问题表现出格外的努力,如政策层立刻以长三角“16城市峰会”的形式,着手商讨城市规划的对接整合事宜,并提出了“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大思路来统筹全地区的发展”的观点,明确启动区域城市间“十一五”规划的衔接,进行特别“议事”,以整合整个长三角区域内城镇空间的布局和产业布局。

但是,众所周知,由于土地资源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源之一,土地资源的储备量通常被视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后动力的主要因素。经验表明,土地在一定时期内的批量“变现”,通常可以带来经济的繁荣,但土地的提前或超量“变现”必然会造成经济发展的“动力透支”而导致一个地区的经济后动力不足。

很明显,改革开放20多年后,以长三角为核心的中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在“三荒”笼罩下,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动力透支”。看来接下来的2005年,各方应该直面的命题恐怕是,未来的5年、10年,甚至20年,中国究竟能拿什么来支撑这一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

8、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带动西南

在11月底举行的中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会议上,双方签署协议,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10个成员之间将从明年7月起至2010年5年间逐步取消大部分双边贸易关税。这将为2005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全面启动做好准备。

自1990年以来,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一直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东盟已连续11年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则为东盟第6大贸易伙伴。

为使中国、东盟之间的经济联系变得更加紧密,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共同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启动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根据进程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于2010年建成。届时将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从经济规模上看,将仅次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成为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

而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的启动,具有不同地域特色和产业结构的我国地方经济将更加密切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往来,呈现新的发展趋势。如:广西和云南与东盟国家毗邻,将从国内的地理边缘变成自由贸易区在物流、商务、投资等方面的中心。以长三角为中心的华东经济区和以珠三角为中心的华南经济区,与广西、云南等西南省区联合,将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发挥经济技术优势,与东盟合作打造太平洋沿岸的黄金贸易走廊。我国西部地区也将能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种资本,发展西部经济。

为扫清通往东盟市场的障碍,西南各省区正积极筹划一批交通基础设施重点项目。而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程加快,西南区域经济合作开始由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西南滇、黔、桂三省区急需突破原有的行政经济运行框架,实现南桂昆经济一体化。

9、煤电矛盾“高烧不退”

由纵横南北、无处不在的“电荒”引发的煤电矛盾几乎持续了2004年一整年,6月份的酷暑一至,全国的日用电量就创了历史新高——59.67亿千瓦时。从北京到成都,从湖北到整个南方电网,从长三角到整个东北,一片告急之声。在严峻的现实之下,以往每年11月举行的“节能周”,终于忍耐不住提前5个月拉开了帷幕。面对电荒,政府带头发起全国节能运动,试图以改变每个人的生活习惯来节电、节能,挖掘可挖掘的最大限度的节能潜力用以渡过电荒,缓解煤电矛盾。虽然所有的神经都在紧绷着,但有一组数字依然排列在人们的面前——从全年的情况看,二季度全国电力缺口为2000万千瓦左右,三季度预计在2500万到3000万千瓦左右,四季度至少在1000万千瓦以上……

于是盛夏7月,愈演愈烈的“电荒”逼迫着各省大规模抢建电力项目并拟出时至2007年的煤电项目计划,如浙江省决定投资500个亿建电网;上海明确投资200个亿用于电网建设,同时简化地方审批事项,促进地方电厂建设的速度。江苏省在去年投入131个亿的基础上今年再投入161个亿建电网,投资规模与浙沪两地赛跑。北京则称将在未来5年内,专门拿出420亿建电网,这已被纳入北京电力公司初步编订的2004-2010年电网“十一五”规划中。而与此相适应的煤炭开采、煤矿项目也超常扩张着。于是有人担心“电荒”导致“跃进式”上项目,是否会引发又一轮资源和社会成本的浪费?

与此同时,观察家认为,煤电矛盾反映出整个国民经济全局性的问题。解决矛盾最根本的有赖于国民经济局部过热的降温,当然还有煤电价格的联动等。对于“煤荒”有望缓解的时间,有专家预测,这一矛盾的缓解必须是在明年宏观调控的措施能够比较快地产生更大效果的前提下。

10、中央首提“中部崛起”

在12月5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部崛起”的提法,首次出现在次年经济工作的六项任务当中。而在今年3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引起中部省份极大关注。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六省,全区土地面积102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0.7%,拥有3.61亿人口,占全国的28.1%,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23%,是中国主要的动力和原材料输出地区。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部六省与沿海发达省市发展差距逐渐拉大,中部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逐渐下降。一份统计数据显示:从1996年到2002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的GDP中所占的比重上升了1.1%,环渤海地区上升了0.83个百分点,珠三角地区上升了0.3%,惟独中部地区下降了1.01个百分点。而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也使得目前中部的地位有些尴尬,成为东西部发展的“断层”,有专家为此惊呼“中部塌陷”,中部地区已成为全国的“经济凹地”。中部地区农业比重很大,农村人口过多,由于靠农业发展的出路越来越窄,而制造业又没有出现由东部向中部转移的“梯度效应”,中部地区经济结构转型所面临的国内与国外的压力将会加大,“经济凹地”有可能会加深。

“中部困境”的出现和国家长期以来实施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有关。而从长远来看,“中部困境”实质上是“中国困境”。因为能否实现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战略难题,而目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矛盾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中央提出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显示国家已经注意到中部地区所面临的问题,未来可能会有相关的政策出台,以扶持中部地区的发展。中部地区各省区也应积极探索如何走出尴尬困境的发展新路,同时,还需协调目前出现的中部各省争相欲“率先崛起”、相互经济协作少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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